事实确是如此，宫邸学舍的管理模式且不去提，单是在皇帝刘彻授意下设置的诸多实践课业，袁盎都能安排的妥帖周。
譬如今岁三伏的暑期实践，太子刘沐奉旨解决长安周边的道路壅塞问题，宫邸学舍内的天家贵胄除却蒙学馆部分年岁尚幼的孩童，旁的蒙童及预学馆员皆须将之作为实践课业完成。
筑路是项系统工程，在帝都周边筑路更是涉及面颇广的政府工程，即便太子刘沐早已与工部少卿卓王孙定下规划，且是说服了辖治塬南邑的右内史陶衍，然要完成规划和施工，尚要知会乃是请动诸多公署府司乃至驻军。
旁的不说，镇守长安南面的京卫南营，驻巡帝都东面门户的虎贲校营，太子殿下无法也不宜擅自召见其执掌仆射，更遑论与之私下商谈。
在三伏休朝期，公卿将相们大多离京避暑去也，三公九卿皆不在长安，太子殿下虽有圣旨在手，也不可能随意支使各公署府司。
正是此时，袁盎这位元老重臣的作用就无比巨大了，德高望重的袁公在汉廷可没甚么人走茶凉的说法，对整套官僚体制运作流程又是清楚得紧，从旁指点太子殿下该召见甚么人，该告知甚么府司，该如何发布公文，又该让哪位府署诸官遣快马向其在外头避暑的直属公卿请批。
说实话，华夏官僚体制向来完善严密，端是有利有弊，好处是层层负责，不太会出大纰漏，坏处是行事刻板，官员往往会生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事作风。
若只是太子刘沐这小屁孩主事，公卿将相接到下属请批的公文，多会是迟疑难决，甚至极有可能直接返京看看实情再做定夺，绝不会信手批允的。
然闻得有袁公从旁“协助”，接获公文的公卿将相们毫不迟疑的就批允了，这是种多年累积的信赖感，现今的大汉朝除了袁盎，再无旁的大臣能有此等威信了，便连耄耋之年的前任宗正卿刘通都是远远不及的。
公卿将相们虽是离京避暑，却也非是远赴天南海北，皆是在京畿周边，快马加急的公文往返极快，两日功夫尽数批复完毕。
未及中伏，诸多相关府司已是齐齐动员，出人出钱出力，竭心尽力的协从太子殿下在塬南邑东郊的筑路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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