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边只有安娜和德彭特先生。
我从太阳的位置发现马车一直往南走。大约两三个小时候，我们在一处庄园中停下。
庄园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行医执照，事实上这个时代有没有行医执照并没有不同。多数医生都是蒙古大夫。
他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做出了手术的建议。
反正我早有准备，所以并没有表示不赞同，但我也不能表示赞同，因为能做主的不是我。
德彭特先生当天便遣人回凡尔赛报信，然后第二天信史回来了。用腊印密封的保密信上，写着的是“同意”。
而后，经过一天的手术准备，我终于被推入了手术间——一间较为干净、整洁、宽敞、明亮的房间。
手术前，医生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手术之前先喝一口从俄罗斯运来的伏特加，在酒精麻醉之下毫无痛苦的做完手术，二是在清醒中忍着疼痛做完手术。这是傻瓜都会做的选择题，我选择了第一种方法。
手术可能一个小时都不到，但是我却因为酒精的作用而整整睡了一天，而一天之后，刚睁开眼睛的我，便感受到伤口传来了剧烈的疼痛，犹如之前积累的疼痛一下子都迸发一样。我真的想在伤口愈合之前每天喝酒忍受疼痛，但是，这种事是不可能的，那位“蒙古医生”居然很有二十一世纪眼光的说出了“喝酒有害健康”的话来。
接下来的一周，我经历了两世以来最痛苦、羞耻以及尴尬的日子。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安娜会被带来了，因为她是在我卧床的这一段时间中，最适合替我清洗伤口的人。
她久在我的身边，相比起其他人可能更为忠诚，更重要的是她从来不参与宫廷的八卦传接游戏，所以她绝对不会将主子的事情到处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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