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的都在问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一同死去。现在的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一个在收集集中营死难者资料的志愿者，这样告诉文岚。
正在筹备纪念馆的西蒙维森塔尔，始终认为个人的罪行不能用集体罪行所掩盖，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抽象的集体。
正义，不是复仇，是让争议接受伸张，让冤魂得以瞑目，也通过这种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罹难或者幸存的，都肩负着“信使”的义务，将战争的不幸、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
他们的想法和做法，让文岚觉得很震撼。
所以，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尽量促成这件事情。
李文岚，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
中外合璧的拍摄队，将兵分数路，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
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参与部分拍摄工作。
初时，许多人不理解，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照顾好身边的人，努力发展生产，才是要紧的事情。何况，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除了惹哭一群人，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泱泱大国，何必自揭伤疤，取悦洋人？那些看影片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
所以，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因为想不通，即便嘴上不说，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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