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岚虽然看过关于张伯驹先生的资料,但当时的注意力完全被他捐赠的文物所吸引,当然他传奇的人生也让文岚记忆深刻。
张伯驹幼年与妹妹一同被过继给了亲伯父,因而与袁世凯家族非常亲近。不习惯官场的张伯驹,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此后,他把兴趣转移到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并且利用家族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了一方驰骋的天地。
建国前,张伯驹就参与故宫收集文物工作。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张伯驹又建议故宫博物院买下。可惜,那时在故宫博物院资金紧张,根本无力收购。
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尽量将它们一一买下。他曾经说过其中缘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赚更大的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一件《游春图》,直接使张伯驹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
当时,《游春图》要价240两黄金。张伯驹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那处豪宅和妻子潘素的金银首饰。那处豪宅是清末著名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宅,占地15亩,也就是整整一万平方米。不管在什么年代那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可就是如此珍贵的《游春图》,张伯驹眼睛都不眨,直接在1956年连同其他珍贵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其中还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
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却也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另外,张伯驹还把唐朝李白的《上阳台帖》赠与主席。后来,在1958年时,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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