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将与世界相互塑造，开拓出外交创造性实践的巨大空间，更深刻地实践中国的国际责任。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具象化，是中国获得自己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可以被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被识别出来。若要努力收获这一切，必须要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遍主义视野。如此，中国的全新战略才能表达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责任的切实担当。待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将充分呈现出其建设性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另一重世界历史意义。前文仔细讨论过，游牧及农耕的共生关系是古代欧亚大陆上一种很普遍的秩序生成机制；游牧-农耕的过渡地带，往往成为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这种过渡地带未必拥有精神的原创性，但它拥有对两种经济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解，从而能够形成超越于双方之上的普遍秩序。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海洋”与“大陆”，也会有一个过渡地带；原则上来说，此过渡地带也应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中的结点，在物质意义上已经完全成为这种过渡地带。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战略机会，中国必须能够清晰地理解此一战略机会，在精神层面上把握住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构成性意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建设性作用。
因此，中国急需一场精神层面的解放。咨诸人类历史，这样一种精神解放，将伴随着对于国家的自我意识的重新理解。
<="bold">二、中国秩序作为世界秩序的全息缩影
<="bold">1.中国秩序作为一个全息缩影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尤其是其处在“海洋”与“大陆”的过渡地带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地位，其内部秩序应是世界秩序的某种全息缩影。古代的中国，曾经就是个世界；当下的中国，则应反映着世界。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实践其“世界中介”这样一种历史使命。
就中国的内部秩序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三大亚区域：“海洋”——东南沿海乃至海外华人世界、“大陆”——内陆边疆地区，以及中介地带——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的“海洋”“大陆”“中介地带”，都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表达，虽然它与物理空间有很多重叠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结构上来说，三大亚区域的关系是：东南沿海近年来所汇聚起来的资本，结合于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资源，使得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能够形成并运转起来，形成庞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将这些财政能力向内陆边疆地区转移，以帮助当地实现自我发展。进一步细致分析的话，会发现每一个亚区域都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bold">2.中国的海洋亚区域
就中国的海洋区域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值得注意的向度。一是东南沿海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南洋地区作为世界资本进入中国的必要中介，三是新一代华人移民将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
东南沿海在西方制造业外包的大潮中，深度嵌于全球经济中。而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在改革开放之初依赖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地区华人的投资。前文已述，<="="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论述。">这种投资的原动力之一，是南洋华人与其祖籍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洋因此成为海洋世界与中国庞大人口（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中原”）之间互动演化出新秩序的必要中介。如今，主导南洋资本秩序的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重要的融资地，以及国民财富的重要理财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与新加坡的这种地位，并不会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出现本质性变化，这与两地所通行的普通法系有直接关系。
从法律规则和司法过程两个角度来讲，普通法系相较于大陆法系，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为完善，普通法系下的会计准则也更有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在普通法系地区的直接融资机制，即债市和股市的规模，要远大于大陆法系地区。大陆法系地区演化出一些替代性的办法，来弥补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欠缺，途径之一就是所有权的集中。就资本市场而言，其结果就是，间接融资机制（即银行）的规模会更大。<="="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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