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bold">二、世界秩序的失衡与金融危机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全球秩序的严重失衡。由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乃至政治变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并不新鲜；但就技术变迁所致的失衡样态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而言，这次与历史上又有很大不同。
大航海与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让人类获得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有很多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于是社会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们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让采矿业和冶金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创新部门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特的“利润”概念<="="在熊彼特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利润并不是真正的利润，通常所说的超额利润，才是真正的利润。依照他的理论，日常状态下的经济循环，每一个支出，都为一个收入所补偿，每一个收入，也都对应着一个支出；在这循环过程中，通常所说的“利润”只不过是包括出资人在内广义经营者的劳动所得，并不是经济循环中真正被创造出来的部分。这是经济的一种稳态均衡，但也是没有发展的状态。所谓经济发展，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他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购买力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中抽出，或者是通过信贷手段而创造出新的购买力，从而打破原来稳态的均衡循环，企业家也在此过程中真正创造出了新的财富，因为这是在日常的经济循环之外凭空创造出的、不会被支出所抵消的收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经济在此过程中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循环，便出现了繁荣周期。随着竞争的展开，其他企业开始学习该企业家的创新，于是利润逐渐弥散掉，社会再次进入一种稳态均衡，经济进入一种萧条周期，但是社会的总财富变大了；下一次的创新，会让社会再次进入繁荣周期。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波动式的过程当中展开。可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因此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以及政治与社会动荡，则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世界又发生了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中心、边缘”的格局下，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这些国家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矿业、种植园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中间还有过一段插曲，那就是东南亚国家在60年代以来，基于日本“雁阵模式”的拉动，发展起中低端制造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但是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低端制造业又向中国转移，东南亚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东南亚国家，此前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城，制造业的转移让他们丧失了就业机会，却又不愿回到乡下，而东南亚国家也未曾来得及演化出更加成熟的政治结构以应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结果就导致了之后频繁的社会运动。直到中国经济演化为供应链网络模式，供应链反向扩张回东南亚，才让这些国家再度进入相对良性的社会状态。">
但是，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此种类型的创新，在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因此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此轮创新经济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因此，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苏，被前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称为“失业型复苏”，尚属有力的增长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从宏观数据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据统计，排在美国前1%家庭的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1976到2007年间，从上升到。<="="转引自［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刘念、蒋宗强、孙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9页。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可以说，这一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创新，它大概很难通过衍生出来的产业拉动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内部通过经济途径完成财富分配上的再均衡。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谈到过，工业革命之际，西方国家的保守力量如何通过政治和社会手段来对抗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失衡问题。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欧洲发展；自由主义发展经济，保守主义保护社会，两者保持着恰当的均衡，现代政治当中的“权利”才得其正。但两种“主义”得以良性均衡，以经济发展在本国有普惠性为前提，当下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问题，其普惠性不发生在本国，于是政治对冲手段的结果便走上了一条扭曲化的路径。这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背景。
美国的政治对冲经济的过程典型地呈现了这种扭曲性。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佳，政府便推动早在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就成立了的房利美、房地美等旨在帮助穷人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公司，帮助这些低收入者获得次级贷款；“两房”则将这些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次级贷款打包并证券化后出售，完成融资过程。由于“两房”发行的次级贷债券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担保，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其做了隐性的政治背书，高风险的次级贷于是披上了一件低风险的外衣，吸引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机构与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风险随之弥散。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于此扭曲了市场的逻辑。出于改善底层民众状况的考虑（底层民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票仓，选举考虑与道德考量在这里混在了一块），政府做的隐性担保扭曲了次级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当地放大了风险。这里的风险还在于，整个融资机制都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上行曲线为前提，一旦房价下跌，整个融资机制便会破掉，这近乎是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不只美国，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鼓励居民负债消费，发达国家的居民融资需求，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转化为一系列的债券售出。<="="欧洲还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这里包含着严重的政策风险与道德风险，并使得欧元区内部逐渐产生严重的失衡。这些风险，叠加于欧洲购买“两房”债券的风险，再加上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其长期经济形势不被看好，终于让欧洲陷入比美国更加糟糕的经济危机。">
这些债券最重要的海外大买主便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它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很多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其成长依托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需求，但这些新兴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太过庞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为此，中国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不得不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使其对中国的出口拥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如此规模的外储流入债券市场，更加压低了西方国家的利率，使得美国的房价保持上行状态，欧洲的借贷消费看上去日子还不错。但是这进一步扭曲了那些债券的市场价格，风险被继续放大。积累在一块的风险最终爆发了，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秩序失衡有着很深的关联。朱小平和拉詹的著作都对这种深层次的机理有过很精到的分析。参见朱小平《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新星出版社，2009年；［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拉詹在书中分析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更复杂的三重“断层线”：第一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战胜了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重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第三重是英美的合约基础上的透明、公平的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融资，导致了风险的传导，使得两种体系各自的内在防范机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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