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超级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远大于中国国民党的动员效率。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基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而获得了新的军事动员效率，但是此种组织原则与其道德原则并不足够匹配；更准确地说，国民党试图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但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理念，而非伦理性的理念，只能为政权进行正当性辩护，并不能起到规范世道人心的作用。于是，强大的组织原则便会喧宾夺主，置换掉道德原则对于组织目标的定义能力。北伐的过程中便发生了一系列过激行动，对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形成巨大的冲击，也令组织目标本身陷入混沌。
因此，蒋介石在1932年便提出要用“礼义廉耻”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1934年春天，更进一步将此主张具化为“新生活运动”，以他重新解释过的“礼义廉耻”之四维作为基础道德原则，同时吸取一系列现代理念，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力图达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目标。礼义廉耻不能抽象地谈，它需要具体的社会载体。在乡村而言，就是以乡绅阶层作为该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他们与一般的底层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微观道德共同体的共生关系。而乡绅阶层只要存在，便对乡村人群具有组织能力，从而与政府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努力形成抗衡；而国民党又不可能取消乡绅阶层，因为这与新生活运动本身的逻辑相悖。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从乡村地区进行资源动员的能力相对有限，其在财政上更多地要依靠江浙财阀以及外国贷款的支持。
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存在这样一种障碍。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乡绅阶层与底层农民之间在传统时代的等级共生关系，被转化为一种阶级斗争关系。共产党作为底层受压迫的劳动者的代表而存在，它引领底层劳动者反抗那些剥削者，敢于抗拒的人，便是土豪劣绅，会被镇压；而对他们的镇压，在终极历史时刻的时间维度中会获得高度的正当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过程，土改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效果。共产党由此所获得的乡村资源动员能力，远非国民党所可比拟。
但是这种资源动员手法有一个约束条件，即因为如前述，可预期的稳定的日常秩序在终极时刻照临下变得不稳定，日常的经济运转会大受影响，所以它会使得该手法很快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除非，或者它能够持续地通过本身的高效动员而从外部汲取资源，或者它能够统治足够大的区域，从而通过庞大的规模来消化掉日常秩序受到的扰乱，仍然维持自己。<="="黄道炫先生对于中央苏区的研究，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性。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倘若不能满足其中的至少一点，便需要改变政治策略，重新定义当下的政治时间与政治空间，以便革命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继续；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策略也可以无阻碍地转变。政治策略的各种改变，同样能够在终极历史时刻之下获得正当性辩护。这便是统一战线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国际安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并不会很高，稳定的政策与日常秩序的需求是第一位。一旦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很糟糕，则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就会变得很高，甚至会阶段性地压倒国家内生的历史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全环境越发糟糕，于是，共产党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其极为灵活的策略、极其宏大的格局、极其高超的效率，将敌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将自己从外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为内嵌于中国历史与社会。
<="bold">2.对汉民族主义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汉族、中原地区，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只是被抽象地谈及过，在早期并未进入共产党的认真思考当中。直到后来转战陕北，长征一路上所走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地区，陕北也是地处汉蒙回交界地带，倘若少数民族问题处理不好，会让革命遭遇到巨大困难。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少数民族问题。这个过程与国民党从中原到西南、西北的视野转换有类似之处，但共产党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有着与国民党大不同的路径与格局。
1937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成立了一系列工作委员会，并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室在1940年起草了两份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在这两份文件中，分析了少数民族所面对的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回、蒙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第二是回、蒙民族和汉族的矛盾；第三是回、蒙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55—456页。">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矛盾，它析解出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关系，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便被阶级矛盾所击穿；第二个矛盾实际上并不是回、蒙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而是两者与汉族统治阶级的矛盾。依照共产主义的叙事，蒋介石所代表的汉族统治阶级并不能代表汉族，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必须被打倒，由中国的劳动阶级自我统治。这就需要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代表中国的劳动阶级，因为劳动阶级才是真正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的劳动阶级，所以越是共产主义，才越是民族主义。在一种复杂的时空结构变换当中，普世的共产主义被转化出民族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又自然地从汉民族主义被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普世民族主义的样貌于此也隐然浮现出来了。
共产党带领劳动阶级推翻汉族统治阶级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消除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使少数民族与汉族获得平等地位的过程；而获得解放的少数民族也要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完成自己内部的民主革命，由其劳动阶级来自主，最终形成普遍均质的人民。整个过程中，汉族劳动阶级的革命是核心的能动力量，它会引发整个中国内部的连锁革命，并通过阶级斗争消解一切民族矛盾，共产党则是超越于各民族之上的统合性力量。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不再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而只有阶级之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