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美国仍然坚持其理想主义的逻辑，但是由于其强大的国力带来其全球性的利益，从而使得秩序输出所需要承担的国内政治成本大幅下降。对外输出秩序，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一一成为可能，美国的理想主义秩序置换掉了英国的现实主义秩序，成为远东的海洋要素的政治呈现，并构成了嗣后冷战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精神动力机制。
<="bold">二、俄国的谋划
<="bold">1.俄国的秩序想象
俄国的秩序想象与东正教及其所孕育出来的弥赛亚主义有着深刻关联，由此衍生出一种深刻的帝国情结，这里面可以发现一条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的精神线索。
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倒在了奥斯曼武士的铁蹄之下，帝国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在1472年与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结婚，后者从此开始自称“恺撒”，其俄语发音近似于“沙”，这便是沙皇制度的起源。伊凡三世又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从此，沙皇俄国自视为东正教的帝国。
任何一个宗教都会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于是这个帝国也就会自视为世上唯一正宗的帝国，是文明的唯一寄托所在。1510—1511年间，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不会落入他人之手。”<="="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章《“莫斯科—第三罗马”说——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本符号》。">第三罗马的意象被构造出来之后，俄罗斯便将自己与更加久远的历史、更加伟大的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它进一步自视为人类文明使命的真正担纲者。这一使命的道德意义，当然是来源于东正教。
区别于西部欧洲有着理性主义气质的天主教，东正教有着更强的神秘主义传统。它不认为人类可以依凭自己的理性去探究神的意志，更反对理性对于世界的统摄作用——当然，这不是反对理性，而是反对以理性为世界的根本尺度。它对上帝创世的神秘意图有着一种深刻的信仰，坚信人类终将通过弥赛亚获得拯救。获得拯救的途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信仰——东正教信仰，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从而便是属于人类的帝国，俄罗斯民族便是这个世间的弥赛亚民族。耶稣基督是上帝派到世间的弥赛亚，他通过自己的苦难而使得人类获得救赎；俄罗斯这个弥赛亚民族也将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苦难而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于是，第三罗马的信念进一步地演化为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
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我们便可以看到俄罗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历史呈现。这个民族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而且苦难遍及于从底层到上层的整个社会——苦难首先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自我体验。帝俄时期，底层的农民在贫困、愚昧当中挣扎，其苦难体现在物质层面；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着底层人民的这种苦难而承受着深刻的心灵折磨，苦难体现在精神层面；具有反抗精神的贵族被流放西伯利亚，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苦难；甚至是沙皇本人也时刻有着一种深刻的苦难意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使俄国获得拯救，进而使欧洲与人类获得拯救。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并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只有通过它，俄罗斯民族的意义才真正获得呈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每每能够在逆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无论是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俄罗斯都是在极度的困境当中，焕发出一种超拔的勇气与力量，最终战胜困境，进而证成自己的独特命运。
对于这个帝国来说，它相信自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其他的虚假帝国终将臣服于自己。但是这种以东正教信仰为前提的确信，难以在斯拉夫民族之外找到共鸣，此一弥赛亚帝国便沦为自说自话，无法获得普世性的意义。一战带来了一个机会，布尔什维克革命因战争而成，它有着一种普世性的指向。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