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后，均衡点以更强的力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反弹，豪族越发势大，小民投入豪族门下求庇，朝廷税基渐渐流失，西汉逐渐走到困境无法自拔。王莽最终在众望所归当中受禅登基，力行托古改制，皇族刘歆复以其谶纬之学为王莽的各种作为提供正当性。新莽一朝依照《周礼》，宣布土地均属国有，名其为王田，不得自行买卖，奴婢亦不得私自买卖，将盐铁、币制、山川林泽等收归国有，设五均六筦平抑物价，力图以这一系列举措来抑制豪族。但这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啻对社会财富的一次大洗劫。
豪族不甘坐以待毙，遂奋起反抗。最后在出身南阳的豪族领袖刘秀的带领下，推翻新莽，建立了东汉。刘秀的统治基础是这些豪族，所以建立政权后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以定都关中，而是定都在了洛阳，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
看罢两汉，再考察后世隋唐帝都变化，可以说豪族社会下，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呈现为东西关系，两个焦点是长安与洛阳，会有主副两条线索的呈现。其主线是，君主欲抗衡对自己有威胁的豪族，则与这类豪族分处函谷关两边，西汉是据关中以制关东，隋炀、武周处关东以远关中；副线是，君主与豪族合作，遂与豪族合流同守一处，东汉是守关东，隋唐则是守关中。<="="隋唐守关中除了皇室与关陇贵族集团合流，还有另一效应，即制衡关东贵族；所以隋炀帝、武周放弃关中本位，会求助于与关东豪族合作，这里的效应很复杂，后文再详述。但是无论其效应如何呈现，都同样是在“东西关系”之下展开的，并不会改变豪族社会下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一般来说，君主与豪族抗衡，会形成强朝廷，君主与豪族合作，会形成弱朝廷；但帝国的强弱与否与朝廷的强弱并无必然关联，帝国的强弱要基于更复杂的社会与历史结构才能获得解释。<="="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一小节对此会有进一步探讨。">
东汉与西汉在一系列帝国战略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汉的政治、军事重心在关中，经济重心在关东，两者并不重合。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帝国有比较强的外向性格。而东汉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帝国的性格便比较内向，没有很强的扩张冲动。比如，西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是国家行为；东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更像是班超的个人行为。西汉北伐匈奴，是靠中原自己训练出来的骑兵，奔突于大漠；东汉北伐匈奴，所用的军队，事实上以投奔汉朝而来的南匈奴为主。南匈奴采用了巴菲尔德所说的“内部边疆战略”，一方面对于北匈奴保持不败之地，一方面对于东汉始终保持战略选择自由。
东汉的这种内向性格，其根源在于豪族的强盛，他们使得帝国的集权秩序受到极大制约，帝国本身的财政能力有限，同时帝国官僚体系又在察举制当中被与豪族合流的士族所垄断，其对帝国的对外征战不会有太多兴趣。因为豪族、士族知道，一方面，征战所需的财政费用会对豪族本身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对外征战并不简单地是一场战争，它同时意味着国家内部一系列治理结构的调整以适合战争需要，这会导致皇权变得强大。所以，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的外向型取向。
倘若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不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一个征服帝国，君主带领附属于自己的力量，完成对于其他力量的征服，如刘邦与其军功集团共同完成对其他力量的征服，之后又逐渐削平有反抗能力的军功集团。君主以军力控制财富，就是控制富庶的经济地区，以财富滋养军力，集权性的军事、财政制度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同时会有更强的对外扩张的冲动与需求。如果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个内敛帝国（姑且用这样一个有些怪异的名字），君主联合有相当独立性的豪强力量，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秩序，如刘秀与其他豪族联手，推翻王莽，实现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再匹配。君主与其盟友（亦即其统治基础）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会更加偏内敛，较少对外征战的冲动与需求。因此，西汉定都关中，是皇帝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东汉定都关东，是豪族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
由此,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便可以获得解释。对于西汉来说，甫一立国，刘邦的军功集团皆经历过战争考验的精英，自是贤臣；到武帝时军功集团凋零已尽，社会上的豪族仍未形成势力，武帝可以从民间拔擢异士茂才以为己所用，这些人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或豪强背景，不会反过来对皇帝形成太强的制约，武帝尽可用之。因此，西汉的皇帝显得比较亲贤臣。对于东汉来说，甫一立国，刘秀也有经历考验的军功集团可用，也算贤臣，但这些人已经是累世豪族了；帝国承平日久，豪族会更加发展，通过《白虎通》，儒家文化被建制化为帝国秩序，豪族更加获得精神自觉而成为士族，这是一群有着深厚社会根基，对皇帝有强大制约能力的人。官僚体系起于战国时期变法诸国，原本用作君主的工具以便对抗传统贵族势力，汉武帝时期的官僚体系便深合此道；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主的工具一变为对君主有更强的体系化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所节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臣或者说家臣的力量，所谓家臣便是外戚和宦官，这两种人尤其是宦官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与其有私人性的关联，君主更加信得过他们，以此来对抗士族所掌控的外廷力量。但是宦官与外戚的利益并不重合，他们常有冲突，并且一旦一方被扶植起来经常还会反过来劫持君主，所以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士族面对皇帝的对抗举措，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之形象，试图通过“天下”这一普遍性来压制皇帝的私人性，但这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皇帝家臣之行为的非公共性质，他们便被还原为“小人”。历史上的呈现因此必会是“亲小人，远贤臣”，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东汉的“党锢之祸”，也可在此结构下获得理解。党锢之祸中互相对抗的，实际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私人权力的某种延伸而已。
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冲突结构，是东汉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实际上皇帝们若欲伸张自己的意志，也无从选择。因为皇权的制度性伸张，以能够获得足够的中央财政为前提，并以此财政建立直属于皇权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但是在豪族兴起之后，中央的税基遭到严重侵蚀，皇权无法进行制度性伸张，而只能以“亲小人”的非制度化方式，与豪族之间进行权力争夺。
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适逢东汉末年小冰期到来，连年天灾，民变四起。士族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民间的疾苦实则无人能够应对。被儒家排斥为“淫祀”的各种民间信仰，构成自生秩序当中的组织力量，犹如沉潜的地火，在不被朝堂注目的地方悄悄地完成了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的组织。孕育多年之后，终于在连年天灾、皇帝被迫屡次罪己之际，谶纬之说结合于民间淫祀爆发出来，黄巾军起而动摇天下。朝廷无能为力，只能寄望于士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即败坏人心。已无资格再担纲文明之道德理想的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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