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重新编撰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为先秦诸子作传，且撰写了《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既不打算独尊道学，更不可能独尊儒术，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实在是遗祸千古。
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是民族凝聚的基础，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华夏虽多有批判腐儒遗毒，但也不可完抹杀儒家对华夏传承的贡献，若勉强要类比，就好似咱们华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饼、馒头、包子和水饺，最后馒头阴差阳错的成为主食，且摆了大半个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馒头，以此繁衍了两千年。
馒头本身没什么错，摆桌的人却是错了。
现今轮到刘彻摆桌，自然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满座丰富菜色，不再没得选择。
在现今的情势下，无论是继续崇尚道学，还是改革和扶持所谓的新儒学，都不免会排挤到其余百家学说的生存空间。
汉学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调和。
华夏民族，这个概念在汉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后世华夏面对亡国灭种的大难时，为团结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宽泛概念。
汉人，汉民族，才是汉代的概念，是华夏百姓在经历了先秦数百年战乱后，对天下一统的渴望，以及对强汉的肯定和自豪，从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续两千多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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