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深深的明白，后世经过改造和曲解的儒家文化，是阻碍华夏进入工业社会的罪魁祸首。若要发展工业化，必须提倡科学世界观，而现代科学的建立，就不得不提到“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里面是至高无上的，是第一哲学，是研究宇宙自然的基础。
固然其中的某些概念被后来人推翻并完善了，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却是不可动摇的，至今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些观念，许多哲学家把哲学的核心放在了研究宇宙万物统一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或者共相上，认为它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根据。所以，这门科学是研究所有科学的基础所在。这就是形而上学。
西方社会的形而上学，起源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而中华民族的形而上学，则起源至老子的道学，整整比西方提前了两百多年。
然而不幸的是，也许是华夏的统治阶级更稳固，或者是因为儒学的生命力更强，生生扼杀了华夏科学世界观的发展。
而被后世尊崇的李唐皇朝，表面上尊崇老子，实际上却生生扼杀了道学第二次进化的机会，对华夏的文明犯下了不可弥补的罪行！
鉴于李唐的统治阶级身上含有蛮夷的血统，也就不便追究其历史责任了，只是后世吹捧大唐的实在太多，忍不住要喷一下。
在魏晋时期，玄学家已开始重新定义道学，提出“以无为本”，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
为了被统治阶级接受，更是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继承和改造，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提出了“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论证了“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
此时，中国式的形而上之学已具雏形，将“以无为本”，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取代了老子哲学的“道”，使华夏古代哲学的发展，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理性发展的历史阶段。而随之发展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开始立足于创立并运用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来研究、剖析和解决时代社会的各种政治难题。
然而，由于时代的悲剧现实，使这类哲学仅在文艺理论的建树上起到了一些积极影响之外，未能对社会的思想和政治发挥应有的历史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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