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在夏维夷，这个聚集着数百名革命党人的地方，华文杂志、报纸，无不在鼓吹着“继续革命，暗杀要员”的文章，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
不过对于孙中山而言，与中下层党人鼓吹暗杀不同，对暗杀，他即不反对，也不支持，不过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并不介意通过暗杀行动，去鼓励人心。而在孙中山在美国四处奔走，向华人演讲筹措军费的过程中，曾经支持革命的华侨，却是出人意料的冷漠，甚至就连同“致公堂”也对其关上了大门。
“李子诚！”
在旧金山的一栋公寓内，正在书写着文章揭露袁世凯本质的孙中山却突然停下笔来，他看到文章上写出的这三个字，眉头却是一皱。
无论是孙中山或者袁世凯，对于华侨来说都太过遥远了，但是李子诚和他们的距离却非常近，他同样也是侨民中的一员，甚至直到现在，美国的华侨仍然以其为其骄傲。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心理上，本能的倾向于李子诚。
无论如何揭露袁世凯的“面目”，可对于那些华侨而言，他们对于李子诚这个“华侨的骄傲”却是信任非常，不仅仅是因为其在“胶澳事变”中的表现，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对华侨的关心。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华侨是靠开洗衣店维持生计。在中国，洗衣服这项工作都是由家中的妇女来完成的，男性一般不洗衣服，也根本没有洗衣店这种生意。也就是说，所谓由华工经营的“中国洗衣房”完全是在美国才有的。中国的男性之所以要从事这种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工作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开洗衣房即不需要太多本钱，也不要求太复杂的技术。只要拼命干活，维持生计应该不成问题。于是，城市里开始到处是“中国洗衣房”的标志。渐渐地，中国人靠着勤学苦干，加之低廉的收费，在这一行里做出了一点点成绩。
开洗衣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首先，必须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地凑够本钱，或者一些人组织在一起各自出一些钱形成基金，每年把钱贷给其中一个成员。这样，每个成员基本都能排队等到一笔相当的贷款，用来做自己的生意。本钱有了，“中国洗衣房”开张了，接下来就是拼命地工作了。
一般的洗衣房都是前店后家那种。洗衣店老板和合伙人或员工都住在店的后面狭小的房间里。每天一早开工，有人不断出去取客人的脏衣服、床单之类的，另外几个人则从早到晚地洗、熨、烫、上浆。一拨刚洗好下一拨又到了。大多数时候根本不能有休息的时间，午饭基本草草了事，晚饭往往要到了深夜才能吃上。
一整天就这样不停地工作，简直与奴隶无异。由于大多数工作要站着完成，熨斗又非常重，很多洗衣工年纪轻轻都患了腰背疼痛的疾病。此外，由于一天从早到晚居住生活在洗衣店里，洗衣工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多人在那种小小的店面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背井离乡，单调枯燥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活动空间狭小，加上身边妇女的严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挣扎着。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攒下一些钱后衣锦还乡，回到家人身边，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最后能够实现理想衣锦还乡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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