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奥运会这种事情，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业务范畴，抗战期间，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务工作也停顿下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几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会员开除了会籍。抗战结束以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恢复了工作，只不过由于国内的局势仍然混乱，所谓的“恢复工作”，也只是名义上的事情，政府基本上没有钱拨给全国体育协进会，让体育协进会举办体育赛事，体育协进会自然也就无事可做。
此时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长由张伯苓来担任，不过由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没有什么经费，所以张伯苓这个“会长”，也只是有名无实罢了，啥事都做不了。
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是张伯苓来询问陈强是否打算参加伦敦奥运会，但张伯苓却没有这么做，很显然是故意为之。张伯苓视陈强为子侄，两人关系亲密，若是由张伯苓亲自询问陈强的话，怕是会掺杂私人感情。张伯苓也拿不准陈强到底想不想去参加伦敦奥运会，他也担心自己亲自询问的话，会给陈强造成压力，所以张伯苓便没有参与此事。
陈强是了解张伯苓的，他知道张伯苓没有亲自过问，就是怕自己左右为难。于是询问陈强是否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事情，就落在了董守义的头上。
董守义也是当时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他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体育系任教授，并且担任过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位。董守义也曾以中国篮球队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并且在奥运会后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的成员，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当年柏林奥运会结束后，陈强也曾经参加过这个考察团，所以他与董守义也算是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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